王宗礼 李连军:新中国70年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及其理论超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5 次 更新时间:2020-09-02 09: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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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宗礼   李连军  

   作者简介:王宗礼,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连军,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甘肃 兰州 730070)。

   内容提要:观察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从科学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特别是近代中国的历史逻辑三个维度出发。从这三个维度可以看出,新中国70年的政治发展,我国走出了一条以人民中心的价值导向,国家建构、人民民主和政治稳定三位一体的发展目标、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双重驱动以及党的领导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这一道路体现了复合性、包容性的特点,有力地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超越了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关于政治发展目标、政治发展动力、政治发展过程以及政治多元化理论,为人类政治发展提供了新鲜经验,也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独立自主的政治发展提供了中国经验、中国智慧。

   关 键 词:新中国70年/政治发展/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70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olitical development/political development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people’s democracy

   “政治发展”这一概念是由西方学者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旨在解释非西方发展中国家走向既定政治模式的过程。在他们看来,这一既定政治模式,就是西方发达国家所实行的政治制度。因此,政治发展也就理所应当地被看作是传统政治形态向西方发达国家政治模式过渡的过程。很显然,这一观点充满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不符合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实际进程,只不过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家的一厢情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过“政治发展”这一术语,但其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作出科学解释的思想理论体系,内在地包含着对人类政治发展规律的科学见解。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政治发展是在经济基础不断变革的基础上,人类社会政治形态和政治生活由低级到高级的演进过程,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不断发展过程,其核心标志是政治制度的进步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人类社会政治发展开辟了新的制度空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必将不断向前推进。

   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70年的辛勤探索和奋斗,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有力地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推动了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辉煌业绩的“政治密码”,它不仅突破了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现成结论,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政治发展道路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一、观察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三个维度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地寻找着适合自己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探索着符合自身实际的政治制度模式。但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我们也没有找到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也没有为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提供切实可行的政治制度前提。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经过70年的探索和努力,中国政治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我国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成功探索出了独具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

   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一个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形态走向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形态的过程,是一个由欠发达国家的政治形态走向现代社会政治形态的过程,也是一个从自身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中开辟出新型政治发展道路的过程。这一复合型的政治发展过程,是一个继承与扬弃、借鉴与创制相统一的过程。观察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应该从以下三个维度出发:

   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维度。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出了人类社会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推动下,由低级向高级的运动发展过程。马克思、恩格斯立足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科学地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必然性。作为以人类解放为根本主旨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废除了等级制,规定了公民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平等,只是实现了这一意义上的人的“政治解放”,这无疑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进步。但这种政治解放依然是有限的、不彻底的解放,它在消除人对人的依附关系的同时,却强化了人对物(私有财产)的依附,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政治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1](P180)只有从政治解放进展到人的解放,从“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进展到人类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才能使人从旧社会的全部奴役中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正是寻求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条件、过程和规律的科学。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2](P293)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当阶级差别逐渐消失、全部生产资料集中在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个人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会失去政治性质,就真正实现了政治权力向社会、人民的真正复归,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而这一过程必将是长期的、复杂的。可见,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揭示了人类社会政治形态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实现真正民主制,而人民当家作主则是民主制本质属性。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维度观察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就是要联系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来认识中国当代的政治发展过程,就是要看到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实质上就是一个不断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

   二是现代化的维度。现代化是一个自15、16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过程。随着科技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必然带来人类社会政治、文化、社会结构等多方面的发展变化。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曾将政治发展看作是现代化的政治后果。一些西方理论家把现代化看作是一个一体化、均质化过程,认为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人类的政治形态也必然会由传统政治形态向现代政治形态转变,囿于其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他们想当然地将西方式政治制度看作是现代化的必然政治后果。很显然,这一观点是经不起逻辑分析和实践检验的。但现代化作为一个深刻的社会变革过程,必然会对人类的政治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它必然会带来政治结构和功能分化、政治平等化、政治效能的提高以及政治参与的扩大等。我们要摒弃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错误认识,正确区分现代化的政治逻辑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界限,既不能把现代化所带来的客观政治后果不分青红皂白地当作西方化一味拒斥,更不能把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侵蚀和渗透当作现代化的政治后果一味地加以接受和移植。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开启了具有实质意义的现代化进程,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经济持续增长,经济体制、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必然反映到政治生活领域中,带来社会政治形态、政治制度以及人们政治行为方式的变化。因此,必须从社会现代化的维度来看待和分析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

   三是中国历史文化以及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维度。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实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实际情况所决定的。习近平指出:“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3](P286)中国自秦朝以来,就一直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形成和积累了非常丰厚的治国理政经验,但同时也形成了民主法治传统缺乏等弊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曾经指出:“中国文化精神在政治方面只有治道,而无政道。”[4](P187)邓小平在谈到我国民主法治建设时也曾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5](P332)我国历史和传统政治文化的这些特点,对我国政治发展道路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影响。进入近代以后,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首先选择了向西方学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试图通过维新变法和资产阶级革命模仿西方的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模式,结果都失败了。这充分说明:“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各种方案,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都不能让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稳定下来,也都谈不上为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提供制度保障。”[6](P52)直到“五四运动”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找到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建立了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7](P3)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历史进程中,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因此,观察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特别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道路这一维度出发,才能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逻辑。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演进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领导苏区人民在江西瑞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细则》,规定了苏维埃政权的人民民主性质,落实了人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和“三三制”的政权组织形式,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发展和政治建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应该怎样组织国家政权?应该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这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辛探索,成功地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找到了一条真实管用的正确道路。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8](P36)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扎根于中国大地,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和实践基础,是在中国人民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强大生机活力和广阔前景的政治发展道路。

1.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初步探索时期(1949-1978年)。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政治发展道路,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追求。早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选择作出了深入分析,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要建立的政治制度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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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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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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