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勋平 张静:2020后中国贫困的特征、治理困境与破解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4 次 更新时间:2020-09-02 09:4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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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勋平   张静 (进入专栏)  

   摘要:2020年后,中国绝对贫困将会消除,取而代之的是更加隐蔽的相对贫困,势必增加贫困治理难度。文章从绝对贫困消除,贫困呈现多维性、城乡融合发展逐步推进,贫困呈现流动性、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贫困呈现发展性三个方面阐述了2020年后中国贫困的特征。分析了2020年后贫困测度指标体系不完善,贫困识别难度较大、返贫预警防范机制不健全,返贫风险化解难度加大、贫困治理主体互动关系异化,贫困治理内生动力不足、协同治理机制不完善,长效治理机制亟须建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持续推进,贫困治理现代化亟待实现以及扶贫措施供给与贫困需求匹配不够,市场扶贫主体亟需介入六大困境。并提出了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阻滞返贫的风险预警与防范机制、多元主体的扶贫参与机制、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发展机制、相对贫困的兜底保障机制的破解路径。

   关键词:相对贫困;治理困境;破解路径;2020后;

   作者简介:雷勋平,铜陵学院农村经济与文化研究所教授;张静,安徽中医药大学医药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一、问题的提出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决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确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造福全体人民,包括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人民(李小云,2019),至此,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困扰历史即将结束,取而代之的相对贫困问题成为主流(叶兴庆,2019),这也意味更加隐性、识别难度更大的相对贫困,成为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的重点和难点(林闽钢,2019),且相对贫困会长期存在(刘永富,2018),势必增加贫困测度、识别与治理难度。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这不仅有利于脱贫攻坚成果的有效巩固与提升,也明示了中国贫困治理的新航向,即:相对贫困成为贫困治理的核心内容(李小云,2019)。因此,2020年后,如何识别贫困的特征、找寻其治理困境、建立长效治理机制成为政府和学术界亟待解决的前瞻性命题。

   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以来,中国在贫困治理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思想,饱含丰富的“中国经验”,向世界呈现了“中国样板”、贡献了“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白利友、张飞,2018)。事实上,贫困是一个动态的演化过程,相对贫困会长期存在,贫困治理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蔡昉,2020)。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要建立返贫风险防范与阻断机制、新型贫困人口发生实时监测机制,做到事前预防、即时扶贫与事后控制相结合。本文立足宏观层面,从经济管理视角阐述2020年后中国贫困的特征,深入分析中国贫困治理困境,据此提出治理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外早期研究主要从物质层面或经济意义上展开,开创了贫困系统性研究之先河(Rowntree,1901),重点聚焦于绝对贫困(ChArlsbooth,1902),即:贫困被视为个人或家庭收入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情形,或是一个地区经济欠发达的状态(MertonetAl.1961;h.p.FAirchilD,1962)。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国外学者认识到,贫穷不仅仅表现为缺吃少穿,遂以相对收益为切入点,在剖析个体收入及收益被剥夺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相对贫困的概念,认为贫穷是相对于他人而言的社会丢弃、物质匮乏、能力缺失或被剥夺(Smith,1965;Susane,1976;TownsenD,1979)。鉴于此,学者们将社会因素引入,相对贫困理论被提出(汤森,1971),该理论指出,虽然人们能满足生活的基本需求,但他们的生活条件和机会,如脆弱性、话语权(Chamber,1995;Thompson,2012;TanaKaetAl,2018)低于平均水平,或能力被剥夺(阿马蒂亚·森,2002),则处在相对贫困(汤森,1971)。此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概念逐渐被认同,且被一些世界组织和国家政府所沿用(noorhiDAyAh,2017)。对比绝对贫困,相对贫困由于受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其他因素多重影响,呈现相对性、多维性和动态性等特点(NajerA,2017;DeAK,2018;pomAti和nAnDy,2019),势必增加贫困的识别难度,故相对贫困测度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国外学者早期主要采用单一指标(如收入)测度贫困程度,随着社会发展和贫困问题的演变,从收入、能力和社会参与等多维视角测度贫困的研究日益增加(FieGehen,1977;stitt,1993;GrAnt,2008;s.AlKireetAl,2011;NicolAisuppA,2018;GaurAvDAtt,2019),具体包括:人类贫困指数(UnDp,1997)、多维贫困指数(chAKrAvArtetAl,2008;英国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2010)、计数法(AtKinsonetAl,2003)、分位数方法(GrootAertetAl,2001)、多维贫困度量法(BranDolini,2009)等,且相关方法得到了实际应用(F.bourGuiGnon,2003;J.Deutsch,2008;D.BAttiston,2013)。实证研究方面,学者们相继聚集于区域相对贫困测度、基于健康数据的相对贫困测度(HabtamuesmaeletAl,2015)、基于贫困线的相对贫困测度(JolliffeetAl,2017)等。在贫困治理方面,更多的学者将精力放在贫困治理模式(stroupetAl,2012;mAnJenGwAetAl,2016)和治理对策(AAshA,K.etAl,2003;o’flynnJ,2007;stroupetAl,2012)上,常见的治理模式有政社合作模式(bishwApriyA,1994)、社社合作模式(Diochon,2013)和社会企业模式(mAriAm,2014)等。就治理对策而言,国外学者认为要制定减贫目标(Kwonh和Kime,2014)、区分主次矛盾(AlvAreDofetAl,2015),综合考虑贫困治理覆盖面(mArtinrAvAllion,1991)和资源分配(DAviDberriAn,2003),运用法制化手段,并辅以财税、金融和行政措施推进反贫(S.AlKire,2009;JesuitDetAl,2011;rAinwAterletAl,2013;moninoetAl,2016;hAGenAArsA,2017),并从产业扶贫(KhAns,2019)、教育扶贫(susAnAcetAl,2019)、金融扶贫(mushtAqretAl.2019)等视角提出了贫困治理的对策和建议。

   国内早期对贫困的认识主要局限于经济贫困,研究重点亦聚焦于绝对贫困。事实上,除了经济贫困,在资源贫穷、受教育程度、心理健康等社会指标方面也有体现,如舒适性差异(杨菊华,2010),贫困既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又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童星、林闽钢,2011;林毅夫,2013),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衔接(唐钧,1994),消除绝对贫困后,取而代之的相对贫困将会出现(李小云,2019),且会长期存在(刘永富,2018).贫困测度与识别作为贫困治理的首要环节,也就显得尤为重要(邹薇、方迎风.2012)。从实际来看,只用单一收入指标确认相对贫困,可能会导致数据偏差与贫困瞄准出现错误(洪名勇等,2017;贾海彦、王晶晶,2019);从理论来看,隐藏在生命过程中的贫困因素(如经济脆弱性、社会排斥、环境等)更多地体现在客观和主观方面(杨文,2012)。因此,多维度视角测度相对贫困成为必然(王小林,2012;张全红.2017)。既有文献表明,国内常用的贫困测度方法主要有:loGistic回归模型(张文娟等,2018)、多维贫困指数(高明、唐丽霞,2018)、多维贫困识别指标体系(李小云,2005;刘小鹏、苏胜亮,2014;宋扬、王暖盈,2019)和多维贫困测量方法(简称Af方法)(张晓颖等,2016;邓婷鹤等,2019)等;实证研究方面,一是利用CHNS数据(如收入、教育、生活质量等),来研究中国的多维贫困及其动态(邹薇、方迎春,2011;王小林,2013),二是立足国家、省市等层面展开实证研究(刘风、向德平,2017;王志章、王静,2018;王三秀、刘丹霞,2019;陈秋红、粟后发,2019)。就贫困治理而言,中国已逐步形成利贫性增长、包容性发展和多维度扶贫的“三支柱”制度框架,有效推动了中国贫困治理工作(张晓颖、王小林,2019)。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贫困治理,中国政府设计了系统化的治理制度,创新了相应的治理政策,实现了治理视角、治理理念和治理路径的转变(向德平、华汛子,2018),推动了贫困治理范式从“政府主导范式”到“市场主导范式”再到“公共治理范式”(翟军亮、吴春梅,2019)的逻辑转变,嵌入式贫困治理模式(袁立超、王三秀,2017)、基于农业合作社的贫困治理模式(刘风,2018)、基于产业的贫困治理模式(王小林,2018;许汉泽、李小云,2019)、新时代贫困治理机制(邢成举、李小云,2019)以及法制化与标准化的贫困治理体系(刘建,2019)等贫困治理模式与对策相继出现。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在贫困测度与治理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既有文献对2020年后的贫困关注明显不足,可能导致一定程度的贫困识别数据“失真”和偏颇的结论,显然不利于贫困治理机制与对策的动态调整和治理效果的提升。鉴于此,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的崭新概念。基于这一全新治理理念,本文首先剖析了2020年后中国贫困呈现的特征,进而阐述了贫困治理的现实困境,并提出破解路径。

  

   三、2020年后中国贫困的特征

   2020年是全面决胜小康的关键之年,也是确保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全面完成的收官之年。随着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中国做到了精准施策、精准脱贫,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与此同时,2020年后中国贫困问题将变得日益尖锐,与以往的收入或经济贫困相比,贫困由于受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其他因素多重影响,总体呈现相对性,具体表现为多维性相对贫困、流动性相对贫困、发展性相对贫困(邢成举、李小云,2019)。

   1.绝对贫困消除,贫困呈现多维性

   贫困的核心是“缺少”,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入不敷出。2020年后,这种“缺少”将会彻底消除,以经济收入作为单一衡量标准的一维贫困也将从此消失,人们追求的重点转向物质生活的质量和精神文化生活。此时,贫困就综合表现为相对于他人而言的物质匮乏、能力剥夺和社会抛弃(townsenD,1971),正如相对贫困理论(townsenD,1971)指出,虽然人们可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但他们的生活条件和机会,如脆弱性、话语权(tAnAKAetAl,2018)低于平均水平,或者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夺(AmArtyAsen,2002),那么贫困就从一维转向多维。2012年中国贫困发生率为10.2%,截至2018年年底,该指标仅为1.7%(邢成举、李小云,2019)。中国国家统计局2019年实施了城镇人口多维贫困测度工作,结果发现36.9%的城镇人口处于多维贫困状态(冯怡琳,2019),表现为健康贫困、教育贫困或能力贫困等。

   2.城乡融合发展逐步推进,贫困呈现流动性

一方面,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更多的农村人口也随之向城市涌入,农村原有生活方式受城市的影响愈发强劲、深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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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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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经济探讨》202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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