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鸣:人类学的应用研究与中国学派建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1 次 更新时间:2020-08-27 18: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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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鸣  

   摘要:从应用视角梳理了西方应用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中国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中国学派、中国话语、中国经验。可以说,应用性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实践路径,拓展了中国人类学学派的发展面向。

   关键词:人类学;应用研究;中国学派;

   作者简介:周大鸣(1958-),男,湖南湘潭人,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主任,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引言

   众所周知,相当多的学者主要凭兴趣做学问或者做理论性研究,便认为人类学是无用之学。笔者在任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期间,有学生家长曾质疑“人类学是做什么的”“人类学能做什么”“人类学有什么用”。这对人类学者,可以说是“灵魂三问”。基于此,彼时作为系主任的笔者感到应有责任把人类学从学术领域应用到实践中去,也即推动人类学在中国大陆的应用性研究。以上便是笔者进行人类学应用性研究的初衷。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曾公开表示非常欣赏王阳明,因为他既创办了儒学的心性学派,又能将他毕生所学融入保境安民、行军布阵中,这说明总书记非常重视将学术知识应用到实践中。这次在凯里下司镇参观了阳明书院,我也希望借此机会谈一谈应用研究。

   笔者过去的经历表明,人类学的应用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是受到重视的。人类学想要持续发展,就必须拥有应用研究的指向。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我主持的团队先后承担过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中央各部委以及国务院扶贫办等委托的多项应用性项目,这些项目都得到了很好的评价。这就告诉我们,人类学从来都是一项受到重视的应用学科,其应用价值是被广泛肯定的。

   人类学的应用研究已是百花齐放。所谓的应用研究就是要把学术知识运用到具体的社区中,为它制定一套政策,或者提供一整套建议,从而促进社区的发展。我们过去多是描述研究对象,然后把在田野调查里发现的问题提出来。但是如果我们要做应用研究,就不仅仅只是发现问题,还要解决问题。针对社区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以及解决性的方案才是应用人类学所关注的内容。而且人类学、民族学转向应用性研究相对比较容易。因为专业原因,我们对基层社会比较熟悉,遇到问题我们懂得如何处理。比如,我们过去经常提到的干群关系紧张问题。人类学者经常在乡村做调查,知道村民最多能认识乡干部。所谓干群关系紧张,其实就是乡镇干部与村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再经过仔细调查,我们就会知道过去的计划生育政策、火葬政策,还有各种税费收取,实际都是由乡镇干部推行的。由此,群众可恨的对象、可骂的对象也就只有乡镇干部。这样,在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后,我们就可以提出对策。过去的乡镇在这些方面出现问题,但人类学的应用研究则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所做的这些应用研究就是希望人类学走出书斋、走向社会成为一种应用学科;同时,在应用当中普及人类学知识,获得公众的认同[1]15-19。

  

   一、人类学的应用伴随着人类学发展的历史

   (一)萌芽与初创(人类学初创——20世纪40年代)

   人类学最初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尤其是欧洲文艺复兴后开始出现。值得关注的是,人类学的形成还与西方殖民体系密不可分。2019年9月7日,笔者在北京大学人类学开班仪式上提出人类学是一个“三强”学科的观点,即“人类学是强国之学、强校之学、强人之学。”殖民地时期,当宗主国对殖民地进行管理时,由人类学家组成的先遣队就成为这个国家对殖民地施行统治政策的重要制定者,也是殖民地官员的培训者。例如,1864年荷兰将民族学课程列为殖民地公务员的必修课程;1940年英国成立了“殖民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20世纪30年代,美国“印第安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Indian Affairs)下设“应用人类学单位”(Applied Anthropology Unit)。这一时期的人类学者与殖民地当局基本上是共谋(complicity)与共生(symbiosis)的关系。除了荷兰以外,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人类学都比较发达;英国成为工业强国以后,英国、德国的人类学开始变得很强。南非战争结束后,为了减少与土著文化的冲突,英国皇家人类学学院写信给英国殖民地大臣,建议要把不同的南非部落的法律和习惯记载下来,以便为制定一个开明的管理政策奠定基础[2]。

   再后来,美国成为头号大国且拥有最多的人类学家。这一时期,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沃纳所参与的“霍桑实验”着重研究社会因素与生产效率的关系。沃纳在研究过程中,运用人类学方法和对工人之间社会相互关系的记录,对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模式进行了分析,为工业组织和企业管理中的人际关系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3]。可以说,直到现在美国人类学的数量和机构还是最多的。

   (二)成熟与转型期(第二次世界大战——20世纪70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学走向应用的重要时期。据统计,在此时期大部分人类学家都从事与战争决策有关的工作。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研究驻英美国士兵和英国平民及军人价值观的冲突;博厄斯的学生本尼迪克特通过对日本人的性格分析写成《菊与刀》一书。这本书对于美国人了解日本人以及日本战后重建很有帮助。还有的人类学家受雇于美国战时情报局,为军事、外交和情报人员编写《各国情况指南》,介绍和说明各国文化习俗,并从事旨在了解日本、德国等敌国军心士气的“国民性”研究,参与制定占领区的治理政策等等。有的人类学家则进行美国战时食品供应的研究,探讨如何改变公众在食品短缺时的饮食习惯,以及对美国向欧洲国家提供食品援助的态度进行评估等[4]。

   此外,1941年美国人类学者专门创立“应用人类学会”,并且出版具有重要学术地位的《应用人类学》杂志。

   (三)拓展与决策期(20世纪80年代至今)

   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应用人类学逐渐进入“发展”和“政策研究”等公共领域,主要关注的研究主题有战争与和平、战后人道主义的开展、战区重建、军人尤其是复员军人的心理健康问题等。美国的人类学杂志经常讨论如何处理战争的问题。例如人类学家在《美国人类学家》杂志上比较关注的问题之一是到底人类学家要不要介入战争。一部分学者辩护认为,人类学者为限制战争的扩大和减少伤员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此外,通过了解当地的文化习俗,军队在进入当地的时候也不会产生文化震撼或者文化冲突。

   除了上述议题外,人类学家还会介入全球性气候变化议题,进而从政治经济学和生态人类学的角度对当前的气候政策进行评估和建议。中国则缺少这方面的评估和建议,比如低碳交易平台,中国人类学家尚未参与。最后就是人权问题,现在人类学介入人权问题可能会有比较多的话语权。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人类学者要关注当地人的需求,加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理解、互信,寻求政治、经济平等的可能性。

  

   二、中国人类学的应用性格

   费孝通先生在1980年获得马林诺夫斯基应用人类学奖的时候,做了题为“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公开演讲。在演讲中他讲道:“我从正面的和反面的教育里深刻体会到当前世界上各族人民确实需要真正反映客观事实的社会科学知识来为他们实现一个和平、平等、繁荣的社会而服务,以人类社会文化为其研究对象的人类学者就有责任满足广大人民的这种迫切要求,建立起这样一门为人民服务的人类学。”[5]114费老在1980年就提出要做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研究,将人类学付诸实践,这是这个学科重要的宗旨。

   中国人类学者很早就提出了人类学本土化的观点,笔者认为要实现此目的,就需要拓展人类学的应用范围。一个学科能否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应用价值,人类学能否在中国本土兴旺发达,关键也在于应用研究。人类学应用研究的范围很广,如医学人类学与公共卫生,经济人类学与不同社区的经济发展,教育人类学与少数民族发展,城市人类学与城市的建设等等。总的来说,应该不断地开创新的领域和新的课题为现实服务[6]。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7]我们落实到人类学民族学学科上可以理解为把人类学民族学推向应用领域是党和国家的要求。实际上党和国家对于一个学科的建设,不是将其看作是殿堂般的存在,而是要脚踏实地,以人民为中心,因此学科知识能够被应用是必须的。可以说,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同样伴随着该学科的应用性而发展的。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人类学家强国富民的应用情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人类学家试图运用人类学知识去剖析中国愚昧落后的根源,提出变革社会、强国富民的方案。像梁漱溟、晏阳初以及定县调查的李景汉、陶行知,他们都在为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局面做出努力。早期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这一神圣使命使学者们不畏艰险,深入社会底层和少数民族地区,以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如1930年前后,中山大学杨成志等人对川滇彝族、海南岛黎族、广西瑶族调查、林惠祥在台湾高山族的调查等,这些前辈学者的调查详尽、真实地反映了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风貌,弥补了其他学科在认识中国的不足。

   具体来讲,中山大学杨成志先生在1927-1929年深入到彝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当时他从彝族地区回到昆明,时任云南省主席的龙云给他的题词是“孤胆英雄”。因为当时外界传说彝族地区非常可怕,当地有“抢娃子”的习惯,就是把外族人抢到他们那里去做奴隶。杨先生独自一人在彝族地区待了两年之久,还安然无恙地回来了,这在当时的昆明引起了轰动。此外,1930年代中期费孝通以江村作为微观研究的样本,尝试透过江村看中国,为如何解决土地问题和发展乡村工业提出了一些理论和设想。从广西大瑶山民族调查到江村调查,以及晚年所作的一系列研究:乡镇企业、小城镇发展、沿边开放、民族关系等等,无不体现出费先生对人民、对现实的关注[8]。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延安专门成立了民族问题研究会。研究会先后开展了对回回民族、蒙古族问题的研究,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做出了贡献。即使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国人类学者们仍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人类学的应用问题发表了许多见解,以期解决日趋尖锐的边疆民族问题。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类学家的少数民族实践

1953年至1956年,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工作者都放下了个人的研究项目,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民族识别与少数民族社会调查等工作。关于少数民族调查,费先生做出如下表述:“如实地分析各民族的社会当时已达到了什么发展阶段,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属于哪一种社会形态,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等等。我们过去在社会人类学里学到的那些有关社会发展的知识在这项研究工作中是很有用处的。当然,我们研究各民族的社会历史目的是在帮助各民族发展起来,而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需要比较社会学的知识和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作为我们分析具体社会的工具。这就是说,我们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我们并不是为了了解而了解,为了提出一些理论而去研究,我们是为了实际的目的,为少数民族进行社会改革提供科学的事实根据和符合少数民族利益的意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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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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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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