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务念:应用性追求: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长时段历史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0 次 更新时间:2020-08-27 18: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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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务念  

   摘  要:从长时段历史考察,中国高等教育对于应用性人才的培养实践并非新近的事情。与主张“君子不器”的传统高等教育不同,近现代意义上的制度化高等教育自引入中国之日起,就一直肩负着国家层面赋予的应用性人才培养任务,甚至并未因社会制度变革而中断。晚清基于“师夷长技以制夷”兴办了一批具有专科性质的学堂,民国南京国民政府基于毕业生失业严重以及“高等教育破产”的争议着眼于调整高等教育结构,新中国成立之际对于“专门人才”急需以及院系调整与专业细分等政策,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就业制度市场化变革与高等教育分类发展需要而作出院校转型的决策部署,无不意味着高等教育承载着国家/政府的意志和期待、民族/社会的渴望和要求。当下中国高等教育后续发展中,应注意高等教育的理想类型与现实复杂性之间的问题,并努力在创新知识生产模式中推动应用型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

   关键词:应用型高等教育;学术型高等教育;国家-社会;社会转型;培养目标;高等教育哲学;长时段历史

   基金项目:广东省教育科技协同创新中心专题(20190210)

   作者简介:戚务念,男,江西赣州人,广东省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室研究员。

  

   一、问题提出

   (一)应用型人才:中国高等教育的一种当下时尚吗?

   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引入,对于我国的高等教育扩张政策与实践产生重大影响。学界也普遍认为,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进程,高等教育的主体不再是培养精英人才,而是着重培养应用型、职业型专门人才。这一话语,泛泛地说,自然可以说得通,但仔细追究,可以发现学界的这一认识其实存在着一个把规模与性质相混同的逻辑错误,即把精英人才与应用型、职业型专门人才作为一组范畴对立起来,或者把精英人才等同于学术人才、理论人才。本文认为,此处的精英人才,更多是对于高等教育的规模而言的,即相对于广大适龄人口来说,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非常稀少,在社会分层中处于精英地位的机会更大,从而被称为精英,而并非指人才类型及其本质属性,这些数量稀少的精英人才也很有可能是应用型、职业型人才。

   近年来,中国知网以“应用型高等教育”“应用型本科”“应用型人才”等为主题的文献飙升,规模当以十万计。这一现象似乎表明:应用性人才或应用型人才是当下中国高等教育的目标追求。而这也是不少学者在论述中隐含着的预设。一些历史回顾或研究综述中,将应用型高等教育的出现追溯到世纪之交出台的国家政策文本,最早也是以改革开放为起点。如有学者认为我国应用型教育思想最早可追溯到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有人认为应用型人才培养探索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专科与本科分开招生时期一批专科学校的探索[2],或者将南京工学院南通分院(1978 年复建)、上海工商学院(1985年成立)等院校的实践探索[3]或改革开放初天津、北京等城市创建的大学分校的设立[4]作为应用型本科教育的萌芽。

   那么,对于应用性人才的追求是不是一种最近才流行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新鲜事物呢?如果从官方正式出台的政策文本来考察,“应用型”字样与高等教育挂上钩,的确是新近出现的事情。政策文本是我们学术研究必须掌握的资料,也是我们研究的重要依据。但作为学术研究,一个更重要的依据是学理视角的观照。

   (二)何为应用性、应用型及其他?

   按照《辞海》的解释(《辞海》[C].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年1999版,第1193页,第653页),“性”更多的是指称事物的本质属性及内在特点,而“型”是具有同种本质属性及内在特点的事物集合所构成的某种类型。但是学界常常纠结于应用性与应用型之分。有的学者则认为没有纠结的必要,“讨论应用型,不应该在定义上做文章、去纠结,而应该看到其本质。应用型最重要的内涵是让我们培养的学生更符合社会的需要。”[5]本文认为,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不必限于官方文件界定,也不必限于依此而披上学术外衣的规范性定义,而是依据这一概念得以产生和维系的基础性的学理。从逻辑上看,“应用性人才”概念先于“应用型人才”,只有具有同类属性和本质特征的直接面向应用的人才形成聚合才能构成一种“应用型人才”这一独特的人才类型。

   上文中已把应用性作为本质属性,把应用型看作是具备应用性本质特征的聚合类型。从对一个概念的实质理解来看,我国对于应用性的高等教育实践,或者说以培养应用性人才为旨归的高等教育实践,并非今天才有。如果扣字眼式地区分“应用性”与“应用型”,那么前述将应用型大学的实践追溯至改革开放之初而不是新世纪的做法也是不合适的,因为官方文献中出现应用型概念是新世纪的事情。

   那种秉承自由教育思想的大学传统主张“接受教育是为获得自由知识”“大学唯一的生存理由,即在不受功利或结果的压力牵制的情况下,为追求真理提供一个天堂”[6]。应用型高等教育则在培养目标上以应用型人才为主,在人才培养的价值取向上是对传统的重理论轻应用、重学术轻职业的一种反动[7]。何谓应用型人才,是指一种专门的人才类型,这类人才的本质特征是能够将专业知识和技能应用于所从事的专业社会实践。在当下,传统本科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同属全日制本科教育的两种类型。在培养规格上,传统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以学科型、学术型、研究型人才为主,而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是高等技术应用性人才以及学校的高新技术师资等,以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在培养模式上,为适应社会需要为目标,应用本科教育的培养方案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设计学生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并依此构建课程和教学内容体系,比传统本科教育更加强调实践和应用能力方面的培养。扩大应用型人才培养规模,成为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0年)》以来的政府政策目标。从政策文本来看,如最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019)等,官方的观念中,应用型本科教育实质上属于高等职业教育。

   在这一理念下,普通本科高校专业设置是否适应社会需求,是否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是高校转型发展的核心要素(李宁.应用型高校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研究[J].辽宁科技学院学报,2020-04)。因此,从应用的意识角度考察,应用型大学的核心价值在于“改造世界、参与建设”,其大学精神和价值就在于直接服务社会,参与社会发展,其教学和科研都要以服务为导向。与传统大学的核心区别有三点:一是“将服务社会职能置于科学研究职能之前”,为应用、为服务而研究,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二是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更加重视程序性知识而非陈述性知识,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做”而非“是什么”上;三是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侧重应用研究而非理论研究,更加关注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朱士中.应用技术大学的价值整合[N].中国教育报, 2015-05-07(13))。

   (三)观照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育的“应用”之维,需要长时段视角

   相对于纯粹真理的追求,为什么高等教育自输入中国之日起,就充满着更多的“应用”向度的追求?时至今日,应用型高等教育为什么会被大举推广?对这些问题的追问,不仅仅是一种满足求知好奇,也是一种对现实需要的映射。涂尔干认为“现在无非是过去的进一步推演”[8]。为了理解我国当下政策与实践中的应用型高等教育热这一现象,我们有必要排除当下的非历史主义倾向,但同样要排除那种线性进化论的思维定势。本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教育史,而且笔者目力所及尚未发现对我国应用性高等教育的历史梳理的文献。但本文希望论从史出,在回溯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发韧及其演进过程的历史纵深中,回应中国高等教育为何一直以来就沿着“应用”维度演进,以及其演进机制是什么。对此问题的回答,有利于加深对今天应用型高等教育实质、处境的认识与趋势预判。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主流的研究视角仍是多元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在解释政治和政府的行为时采用社会中心论。在这些视角中,学者们集中研究社会对政府的“输入”及将政府视为竞争社会对社会分配结果的“输出”。至于政府自身,则权当“黑箱”搁置。然而,随着20世纪30-50年代“凯恩斯革命”(Keynesianrevolution)的国家宏观调控成为标准做法、殖民主义帝国体系的解体、数十个“新兴民族国家”簇生等社会事实的出现,以国家作为行为主体和作为有社会影响力的制度结构的观点变得时髦起来。国家中心主义的解释不仅仅被运用于亚非拉世界,还应用于英国和美国自身,如对大型公共部门的争论。斯考切波在研究社会革命时强调“国家回归”,倡导关注国家的自主性和国家能力,甚至把一本著作直接定名为《把国家带回分析的中心》(Bring the State Back In)”(Peter Evans,Dietrich Rueschemeyer,and Theda Skocpol,eds.,Br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国家回归”迅速成为政治社会学的视角。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在中国,国家(政府)承担了更多的现代化重任。现代化进程中的高等教育,在保持相对独立性与完成国家使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试图在国家(国家任务、民族期待、国家角色等)与社会(高等教育、国际形势、社会舆论、劳动力市场等)的关系这一分析框架中,梳理150多年来的中国高等教育历程,并将其嵌入到时代与背景中去寻找史实背后的社会规律,从“社会状态”转向“社会进程”,以过程来解释结果。在长时段视角的社会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自近代以来,虽历经社会(政治)制度的重大变革,但“应用”之维几乎一直是国家加之于高等教育的意志体现,只是不同的时间段,其行动方式与运行机制会有不同。以往,近代教育史上虽然没有“应用型”高等教育这一提法,但不可否认其浓厚的“应用性”含量。今天的中国,虽有研究型大学与应用型院校之分,但不可否认应用性人才依然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主流追求,诚如朱高峰院士2007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应用型本科教育”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应用型人才包括了人才中的绝大多数”,这也是官方明确要求大力发展应用型本科教育的政策依据。

  

   二、强国救亡困境与晚清高等教育的引入

   虽然中国古代史上,偶尔有一些有识之士对作为科举附庸的或官学化的书院只教无用的八股文不满,主张开办新型学校以教授经世致用的实学。但与欧美大学直接植根于中世纪大学不同,中国的近现代意义上的制度化高等教育,其诞生属于后发外生型。晚清中国积贫积弱,内外交困,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救亡”和“强国”。在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念从求“和”转向了“自强”,高等教育目标的主流观念也从“君子不器”到“分门别类”“经世致用”[9]。“自强”这一新词汇从1861年开始在一些奏折、谕旨和士大夫的文章中出现,“求强”成为近代高等教育制度进入中国的直接动因与根本目的[10]。高等教育作为“夷务”的一部分而被引入,“师夷长技以制夷”是朝廷和社会精英开办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大学生在招录入学堂之际就注定要担负“救亡图存”的社会使命。

   (一)创办同文馆:条约威迫的产物

鸦片战争后,中外文化正面相撞,政府间接触交涉逐渐展开。然而,通晓“夷情”的新式人才极度匮乏。当时,清政府国际地位非常低,因不谙悉外国语言文字而办理外交颇受列强刁难。1858年被迫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均规定以外文为交涉语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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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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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重庆高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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