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侠:科学文化变迁中的博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4 次 更新时间:2020-08-26 23: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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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侠  


科学文化变迁中的博弈 

李   侠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摘要:文化变迁是由两种文化遗传因子:科学因子与传统因子相互博弈的结果。当特定文化类型成为文化范式,就会以此塑造人的认知模式,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科学文化占优势的区域,科技与社会发展呈现出进步与进化的趋势,反之,科技与社会发展则处于退化与保守的趋势。

   关键词:科学文化,遗传因子,变迁,博弈

  

   一个社会的整体表现是其内在文化运行的衍生结果,这点基本上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在“文化-社会表现”之间的远程因果关系逐渐得以明确的前提下,社会治理的关键就落在了“文化———人……社会表现”链条的前端环节,即“文化———人”之间的关系上。由此,我们想知道文化的构成与人的认知结构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是如何发生作用的?这里涉及到两个紧迫问题:其一,文化的构成要素是如何演变的;其二,文化构成要素塑造人的认知结构以及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


  

一、文化遗传因子演变中的博弈

   文化是一个外延非常大的概念,包罗万象,很难给出准确定义。按照目前被广泛接受的文化结构与功能的定义,文化可以被分为四个层次:最外层是器物文化、其次是制度文化、第三层是规范层次,最核心的是价值观念层次。这种由表及里的划分,把文化中的结构特征及功能从可见的层面推向不可见的层面,应该说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它的缺点也很明显,即它是一种静态展示,无法揭示文化进化的内在动力机制,这就导致我们在改造文化的时候无法找到有效的突破口。为了解决这种困境,我们把文化的构成要素按照属性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文化中比较恒定、连续的部分,称之为文化的传统要素(简称 T C );另一类,则是那些易于变化、具有扩张性的变革要素,称之为文化的科学要素(简称 SC )。这是文化中的两种性质完全相反的力量,相互之间在矛盾、冲突与平衡中缓慢推进文化的进步。一旦其中某些要素的权重失衡就会带来文化整体的变迁:进步与退步。通过对人类文化发展历程的考察可以发现,那些恒定、不变的部分是文化中的隐性力量,它们通常是不可见的,而且非常顽强,它对于维系群体认同的连续性至关重要;相反,那些易变的、扩张的具有突破性的要素则是文化中的显性力量,很容易被世人发现。从宏观历史角度来看,任何文化在大的时间尺度范围内都呈现出两种要素之间的持续博弈,由此带来文化的缓慢变迁过程。在相同规律主导下,所不同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的进化速度存在明显的差异:有的文化进化较快,经过一个大的时间尺度后再看完全是一种新文化,而有的文化则变化很慢,从历史上看几乎是原地踏步,甚至出现停滞与倒退现象。那么,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这就是环境对于文化的外在影响:开放或封闭的环境会让文化变迁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进化路径。为此,需要先把环境因素隔离开来,解决文化自身演化的可能机制。我们可以借鉴孟德尔的遗传定律,对文化演化的路径给出一种新颖的解释。

   根据孟德尔的遗传定律,文化的遗传因子在历史变迁情境下会发生分离与组合现象,为了简化论述,我们给出一个文化遗传变异的简化图表,见表1.

  

  

   根据孟德尔定律中的遗传因子间的分离与自由组合定律,我们可以看到在文化变迁中会出现四种可能类型,分别是:(1 )完全传统因素主导的 A型文化。这种文化在历史演进中,所有潜在具有变动性的、突破性的因素都被排除了,在时间的放大作用下,留下了那些纯而又纯的完全不变要素,这种文化从整体上呈现出退化模式(当下在世界各地兴风作浪的各种原教旨主义者所捍卫的文化大体就属于 A 型文化);( 2 )传统文化要素居优势地位的 B型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传统要素居于优势的支配地位,科学要素则处于附属的工具地位;(3 )变动性要素居优势地位的 C型文化。这种文化的特点是鼓励变化与乐于创新,而传统要素只能采取逐渐适合科学要素的发展模式;(4 )完全由科学要素主导的 D 型文化。这种文化总是处于变革中,呈现出激进的理想主义发展路径。上述四种类型文化,仅是一种理想描述,尤其是 A 型和 D型文化,仅具理论参考价值。按照我们的设想,文化的进化路径应该沿着从 A 型、 B 型、 C 型再到 D 型的发展轨迹。每种类型的文化由于发展程度不同,又可以划分出许多不同的亚型,如 C+ 、 C 、 C- 等。

   客观地说,世界各地的文化,没有与此模型完全一致的,只是与其中的某一种类型高度相似而已。从研究所需的精确度要求而言,某种文化与模型的高度相似性对于问题的分析来说已经足够。从最新的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分布图上可以清晰看到上述四种文化的分布与绩效表现: A 型文化主导的区域,几乎都处于落后混乱状态,文化的整合能力以及生产性能力表现极差,如非洲地区、中东地区等;B型文化主导地区,如南亚、东南亚等地区,发展缓慢,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有日益被迫边缘化的趋势; C型文化居优势的区域,创新因子的权重(认同)超过传统因子的权重,这也是目前世界上经济与社会发展表现最好的区域,如东亚地区以及曾经的亚洲四小龙等;接近 D型文化主导的区域(实际上处于 C+ ),全球也就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发达国家,如北美、西欧等地区。结合这个模型,同样可以对当下中国的文化发展状况做出一个诊断,我们整体上正处于从B型向 C型过渡的转型时期。根据近年来数次全国科学素养调查的数据,以及社会职业声望的排名等,可以发现在公众认知上,科学要素略微胜过传统要素,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珍惜的可喜局面。

   由于文化变迁的缓慢性以及对支撑条件的高度依赖性,导致文化的转型更是充满艰辛和不确定性(只要回忆一下,伊朗巴列维的改革(1963-1979 )及其失败,不难理解这种转型的艰难性与反复性)。同样,这个模型也可以用来分析与预测一个局部区域的文化存在状态与走势,比如用这个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表现与文化的存在状态,同样会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程度与不同类型的文化相匹配的分布规律,这其中的因果关系很值得深入思考:是文化存在形式决定了区域发展程度,还是区域发展状态决定了文化的存在形态,这一切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梳理与阐释,未来需要对其中隐含的因果关系给出更为有力的论证。

  

  

二、文化范式与认知负荷

   文化的变迁及其维系是需要非常苛刻的社会支撑条件,缺少这些条件,任何文化变迁几乎不可能实现。在讨论文化的宏观社会支撑条件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在微观层面文化变迁来自于个体的阻力。通常人们的行为选择是基于其对行为的经济考量做出来的,换言之,接受一种新的文化与坚持原来的文化哪一个会带来更大的收益?因此,在个体层面接受新文化的边界条件用公式表达就是: P2 -P 1 -C≥0 ,其中, P 2 代表接受新文化带来的收益, P1 代表坚持原有文化带来的收益, C代表学习新文化所需要付出的成本(时间、金钱与精力等)以及观念转变带来的心理成本(不适应)。现在的问题是接受一种新文化所带来的收益P 2 是不确定的,也是短期内无法完全呈现的,通常人们对于它的预判主要是基于自己已有的认知,以及对未来收益进行折现所引发的短视现象决定的,这就导致预期的新收益 P 2 在人们的观望中被无限期拖延下去。由于人内在具有风险厌恶的天性,所以维持原有文化的运行更符合大众心理舒适区( Comfort zone )的要求。要使人们能够普遍接受新文化,只有那些大胆践行新文化的人获得了比原有的收益更高的收益,才会引发人们普遍转向接受新文化。这里又出现一个新问题,即便人们有接受新文化的意愿,也不一定能够实现,这里的障碍因素就是接受新文化是需要严格的社会支撑条件的,这些硬性支撑条件包括制度、经济与个人才智等。比如你想获得新知识,首先,要有制度支持;其次,需要有传授新知识的机构与人才,即便有了这些条件,还需要个体自身具备接受新知识的软硬条件:智力水平与经济条件。毕竟在市场经济社会,提供知识的机构与个人也需要获得最大收益。从新知识传递链条中存在的诸多潜在障碍条件,大体可以理解为何历史上文化的变迁是如此缓慢的深层原因了。

   为了克服知识传递中存在的各种潜在障碍因素,政府应该通过制度安排主动降低各种潜在的学习成本,以此扩大新文化传播的范围与速度,并早日获得文化变迁带来的收益。另外,作为一种知识形式存在的新文化也是一种公共物品,公共物品的提供理应是政府的职责所系;再有,政府主动承担这部分成本,会带来知识的溢出效应,这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也是提升福祉的有效措施。这里又隐含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政府作为一种行政主体,也是有着自己明确的利益关切以及收益最大化的预期。那么,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政府在对所传递知识内容的选择上存在自己的偏好,如果政府的偏好与公众的偏好存在巨大差异,会导致文化变迁的路径发生偏移,如我们熟悉的八股取士、唐诗、宋词等文化现象。存在偏好不一致是很正常的事情,这就需要全社会通过民主协商,寻求最大程度上的共识,促成文化进化而不是退化,最终达成双赢,而不是那种为一己之私而任性地阻碍新知识进入的零和博弈模式。

那么,文化是如何影响个人的收益与社会的发展的呢?这里有两个预设:其一,人的行为选择与偏好是受头脑内的观念影响的;其二,个体头脑内的观念是通过学习一种文化逐渐建构的,一旦头脑内的认知范式形成,就会带来不同范式所衍生出来的选择与绩效。抛开第一个问题不谈,仅就第二个问题而言,科学哲学的研究结论早已解决这个问题,为此,我们需要适当展开来论述。美国科学哲学家汉森曾有一个著名论断:观察渗透理论。这个结论衍生出两个相关问题:第一个,即没有理论你什么也看不到。这就告诉我们所有人,在这个高度竞争的时代,你要想有所发展与贡献,必须学习各种理论(文化),再想依靠传统的自力更生模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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